洛阳学日语在用汉字对译英文词汇的概念
 
    在用汉字对译英文词汇与概念方面，主要有如下几种作法：
 
    第一种方式，是接受汉语中已有的译法。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，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、徐光启、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。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、术语，正是当初来华的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所共同创造的译法。据日本学者考证，至少“数学”、“理论”、“银行”、“保险”、“批评”、“电气”这几例，属于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。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“外来语”时，往往把上述词汇也包括在内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。
 
    第二种方式，是对汉语词汇的原意加以改造，使之适合用于对译英文概念。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。如革命、艺术、文化、文明、文学、封建、阶级、国家、演说、民主、自由、经济、社会等，均属此例。前文已述，有些汉语词汇输入日本后，其含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某些变化，如“经济”、“社会”等。日本学人在选定此类汉语词汇来对译“economy”、“society” 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，应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汇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，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量身定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。将汉语词汇的语意抽象化，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。例如“阶级”一词，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，并不具有多少抽象的意义。而当日本学人把“阶级”作为英文“class”的译语后，便已将这个词大大地抽象化了。另外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汇的原意覆盖面缩小，仅取其中的一部分，用来对译西文概念。例如“文学”这个词，汉语原意十分宽泛，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和文献，都属于“文学”之列，汉唐时期，“文学”甚至还是一种官职。而当日本学人用“文学”来对译英文的“literature”时，只是用了其中的部分含义。还有一种途径，便是对汉语词汇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，甚至赋予其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。例如“民主”这个词，汉语原意指“庶民之主宰”，而当日本学人用以对译英文的“democracy”时，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。
 
    第三种方式，是新造汉语词汇。当实在找不出对译英文概念的相应汉语词汇时，日本学人便利用现有的汉字构成新的词组。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英文译语也为数不少。在具象名词中，上文提及的“电话”当属此列。在抽象名词中，个人、民族、宗教、科学、技术、哲学、美学等等，都是这种生搬硬造的产物。例如“哲学”一词，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，用以对译英文的“philosophy”；“美学”则为有“东洋卢梭”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，用以对译英文的“aesthetics”。
 
    还有另外一种情形，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英文译语的词汇，在汉语里并不独立存在。例如“主义”，在古汉语里原本不是一个单独的词汇。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“主义”的语源时，却硬说“主义”一词原为汉籍所有，并列举了《史记.太史公自序》中的“敢犯颜色以达主义”一句为证，想以此佐证日本近代学人确实系从汉籍中找到“主义”这个现成的词汇，去对译英文词尾“ism”的。但太史公这句话里的“主”，指的是“主上”，即汉文帝，全句的本意是说“敢于犯颜强谏，致皇上于义”。所谓“达主义”，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，而是说“要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”。在这句话中，“主义”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。有趣的是，日本出版的《大汉和词典》中，也列举《太史公自序》中的这句话为“主义”一词的汉文出典。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“主义”误读成一个词，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，再用以对译西文的“ism”。不过，日本近代学人的汉文程度都很高，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误解汉文，“主义”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汇，与“以达主义”这种汉文中的“主义”并无关联。而真正误解误读的，只是后来的考证者。
 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天在中日两国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、概念，也并非一开始就在日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可。在日本近代刚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时，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、概念，会有数种译法，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不悖。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才能最终存活下来的。例如，“literature”这个英文词汇，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“文章学”和“文学”两种译法，而最后“文章学”遭淘汰，“文学”被接受。再如“art”这个概念，一开始有“艺术”、“美术”、“文学技艺”等数种译语并行，直到上世纪初年，“艺术”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站住了脚。有时，一个译语的产生和定型，所经历的过程是十分艰难曲折的。例如“个人”这个概念，今天在中日两国的使用频率都很高。这是英文“individual”的译语。汉语中原本没有“个人”这个词，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，“个人”这个译语的选取，原本是对汉语“一个人”的省略。在一开始，也曾直接用“一个人”来对译“individual”，而且在很长时期内，这个英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，“各殊之人身”、“独一者”、“人”、“独一个人”、“私人”等译语都曾被使用过。“个人”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，但却笑到了最后。
 
    翻译家严复强调，要想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，必须直接读原著。借助翻译已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借助翻译的翻译，则隔尘更多，去真更远。他认为，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，因此不能无条件地借用，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译法。例如，他反对“经济”这个日本译语，而代之以“计学”。他认为 “经济”一词，原意比英文“economy”要宽泛的多，因此不宜作该词的译语。再例如，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“社会”，而坚持把英文的“society”译作“群”，把“社会学”译作“群学”。此外，“capital”一词日译“资本”，严译“母财”；“evolution”一词日译“进化”，严译“天演”；“philosophy”一词日译“哲学”，严译“理学”；“metaphysics”一词日译“形而上学”，严译“玄学”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 
   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，也并非一概拒绝。在他自己的著述中，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并不鲜见。对有的日本译语，他也非常首肯。例如，对把英文“liberty”和“freedom”译作“自由”，严复就毫无异义，并且说：“西名东译，失者固多，独此无成，殆无以易。”
 
   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问题上，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。大体有三种观点。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，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，严复可为其代表。一种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，王国维可为其代表。还有一种观点，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，章士钊可为其代表。实际上，有些西方术语，也确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，如“德谟克拉西”（民主）与“赛因斯”（科学）。就是严复，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，如将“Logic”音译成“逻辑”，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。“逻辑”二字，在音、形、意三方面都是上乘之选，所以能够站住脚。对“Logic”，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，意译作“论理”，但后来还是音译更为流行。“逻辑”这个汉语译法，也传入了日本，而且还经常出现在在现代日本著作中，但往往加注“logic”的日语译音。在日本，“逻辑”一词可说是中、日、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，即中国的字，日本的音，西方的意思。
 
    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，因此在中国与西方之间，也就永远地横隔着一个日本。